山高疑日近,海阔觉天低

大约经

自1953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以来,新中国的经济水平在逐年提高。当时社会安定,百姓争先恐后地为建设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,毛泽东被冲昏了头脑,他认为,中国人民的力量无穷大,只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,鼓足干劲,中国的经济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超过英国,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。在他的推动下,1958年5月,中共八大二次会议,正式通过了“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。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。但在经济行家看来,这根本就是一场闹剧。
毛泽东认为,大跃进的预期目标一定会实现的。此前新中国能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建立新的工业体系,靠的就是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。但毛泽东一味地相信人民的力量,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,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。在国际上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封锁中国,而中苏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毛泽东仍然执意要发动大跃进。这注定将成为一场历史灾难。
1958年8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,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,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,作为实现“大跃进”的重要步骤,达到1070万吨。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。1958年底,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,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,提出“以钢为纲”的口号,号召全民炼钢。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,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,造成极大的浪费。炼钢需要铁矿、焦炭、燃料等材料。由于铁矿不足,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,全都上山采矿,使粮食产量大减,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,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。由于燃料不足,只好上山伐林,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,引发日后的天灾。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。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。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,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,把砖块拿去建炉,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。
在这场荒唐的运动中,以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“左”倾错误严重泛滥。虽然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,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。但庐山会议后期,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,在全党开展了“反右倾”的斗争,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,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。在农村地区,由于高强度征收粮食而引发的饥荒程度已经严重泛滥,大量的农民饿死,揭开了这段恐怖的历史记忆。

要说对中国自然生态的破坏,三个后三十年也抵不上“大跃进”三年。以河南省为例,“大炼钢铁”几乎砍光了豫南大别山、桐柏山上的森林。由于大炼钢铁和维持大食堂,豫东平原地区几乎所有的茶杯粗以上的树木,各个村庄都光秃秃的像被火烧了一样。黄河故道由于植被破坏严重的沙漠化了,春季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沙尘暴,遮天蔽日,白昼如同夜晚,狂风卷走了百姓屋上缮的麦草,裹挟的沙子打死了麦苗,造成减产甚至绝收。“大办水利化”提倡“一块天对一块地”,到处开挖运河和坑塘,完全破坏了原有的自然水循环系统,使地下水位上升,将盐碱带到地表,大片良田变成寸草不生的盐碱地,白茫茫一片。豫南豫西山区几百万人大修水库,累死饿死百姓不计其数,建起的水库由于不按科学办事,绝大部分有严重质量缺陷,未见其利反而大受其害。惨绝人寰的1975年豫南大水灾,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几个“大跃进”时代的大型水库溃坝导致的大洪水。直到今天,残留的“大跃进”时期的病危水库仍在危害百姓,一到汛期即被列为防范重点。河南一省尚且如此,全国可想而知。

全国明令取消大食堂是在1961年。我们这儿1961年1月春节前散的伙。当年春天政府从外地运来一些“代食品”赈济,主要有圆白菜、木薯(生食有毒,须用水浸泡很久方可食之)、甜菜渣(榨糖后)、柿子皮(晒柿饼前削下者)等等。木薯和甜菜渣以后再未吃过。因我们这儿是产棉区,棉籽饼(榨油后)做的馍吃的也不少,只是吃后拉不下大便,本家一个大伯因而活活给憋死了!邻居丁家的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也饿死在这个时候。开春贯彻刘少奇的“借地”政策,我家七口人大约“借得”三亩多地,都栽了春红薯,秋后收了五六千斤鲜红薯。1961年的“借地”加上“包产到户”,使民困少苏,1962年基本上都能吃饱了。我们这儿地处豫东,三年饥荒“非正常死亡”的情况虽有,但没有豫南信阳、南阳、驻马店等专区多。浮肿是普遍现象,我一家七口几乎都患有营养不良性浮肿。1961年春严重的浮肿病人可免费领取古巴产红糖半斤,我家领了二斤多吧记不清了。我以前曾编了一副对联来反映当时的情况:刘公一念之善拯万民出水火必能流芳百世 毛某怙恶不悛陷百姓于死地定将遗臭万年 横批:善恶有报 实际上,无论是制造毛的个人崇拜,还是1949年之后高饶事件、1958年“大跃进”狂热、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,刘少奇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这是历史事实。但面对“大跃进”造成的可怕后果,刘少奇清醒了,开始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良知。他对毛所说:“人相食,你我要上书的!”表现出对历史的敬畏。于是他开始和毛拉开距离,以其所能纠正“大跃进”的错误。反观毛泽东,则是文过饰非,百般抵赖,几千万同胞悲惨饿死对他来说完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他在意的只是如何巩固他手中的最高权力和维护他的“救星”形象。虽然在“七千人大会”上迫于压力,毛心口不一地表示了对“大跃进”失误负责,但马上又指责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云、邓子恢等党内的务实派领导人“刮黑暗风”、“倒退风”、“单干风”,并高调宣称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,以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同时威胁刘少奇等人。而最能表现毛在“三年困难”时期心情的是他作于这一时期的诗词,什么“喜看稻菽千重浪,遍地英雄下夕烟”,什么“陶令不知何处去,桃花源里可耕田”,什么“热来寻扇子,冷去对美人”,什么“红霞万朵百重衣”“、芙蓉国里尽朝晖”等等,一派闲情逸致,哪有一丁点“人民领袖”慈悲为怀之意

在大跃进的荒唐岁月中,各地都拼命地吹牛,虚报粮食产量。最高的亩产水稻竟然达到了13万斤。这真是个天下奇闻。地方上吹牛,中央就信以为真,既然产量这么高,那么就多交点吧 ,于是开始高征购。计划分到各省,谁也逃不脱。实际上又没有那么多粮食,只能从农民的饭碗里抢。
1958年的全国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,虚报给中央的却有7500亿斤。全国上交了1095亿斤,占年产量的27.3%,已经达到了农民承受能力的极限。1959年的征粮又提高了,达1348亿斤。许多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都被强行收走了。大量的农民饿死,人们只好吃别的东西,吃树皮,吃观音土,吃野草,最后连给猪吃的糠都被人吃光了!从1959年11月开始,20世纪空前的大饥荒就席卷全中国.
更加恐怖的是吃人肉!在安徽省,在三年饥荒期间,就发生了1289起人吃人的骇人听闻事件!有的人家小孩和老人饿死了,大人们就煮熟了吃!还有人暗地里卖人肉!还有更为恶心的是掘坟墓,把死人的尸体挖出来煮熟了吃!结果盗尸者中了尸毒,有的死在了盗尸现场!
一些老百姓到省城反映这种悲惨的吃人现象,但地方领导人根本不信,反而还说上访者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经济方针。严重的还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。有一户人家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,准备逃往外地,但是没有火车票,全家人都想强行扒上火车,结果家里的男人被执勤的公安干警当做反革命一枪就给蹦了!

在1964年的七千人大会上,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政府报告中,指出造成三年大饥荒是“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”。其中的人祸很明显是暗指毛泽东。中共党内的分岐越来越深,大跃进给中国造成的伤痕永远也无法愈合,也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埋下了伏笔。
大跃进的失败总还要找替罪羊的。老毛始终都认为,自己的方针是正确的,只是下面的地方领导没有认真执行,没有理会其中的精确思想,才导致了大饥荒的发生。从1960年开始,很多省市的一把手就因为在大跃进中犯有严重的“路线错误”而遭到批判。在文革中,他们的命运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大跃进对一个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来说,本来是个美妙的字眼。中国又是个大国穷国,不跃进行吗?毛泽东认识到这一点。因此,就企图通过几个运动、几场人海战术,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,用几年的时间,就可以超过英、美等国家。办法只有一个,就是放手发动群众,搞个大跃进。放手发动群众,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。但是,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,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,显然是不适用了。因为经济是按照规律发展的,要有科学的管理,严格的工艺要求,还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。只有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,才能够持续的发展。否则,采用大轰大嗡的办法,则会是得其反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放手发动群众,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,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。进入1959年后,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,事故频出,火灾不断,事实证明,良好的愿望,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。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,尊重科学技术,靠先进的管理,才能高速发展经济。
1958年大跃进,最惨痛的教训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,说大话搞弄虚作假。农业放高产“卫星”,亩产万斤粮,甚至12万斤粮食,又有那个是真实的呢?群众心里早就明白。天津市新立村把几十亩的稻秧苗,快成熟的时候都移植到一亩地中,这样明显的造假行为,不但不加以批评,反而各大媒体却争先恐后的报道,岂不是怪哉!其结果是浮夸风四起,各地报喜不报忧的事情,甚嚣尘上。全民大炼钢铁,浪费了大量的能源,砍伐了树木,所炼出来的钢铁都是豆腐渣形状的废物,根本没有用处。就是这样的废铁有300多万吨,都统计到全年的钢产量中去了。在农业方面,粮食产量比1957年只提高3.4 %,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增幅 3.8 % 还略少了一些,这样的产量怎么能够谈上大跃进呢?
这些事情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,但在当时的极端情况下,又有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呢?因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。如果说错了话,不知道又要扣上一顶什么名称的“帽子”呢?老百姓只好“唯上是听”、“唯上是从”罢了!这就导致了更大的社会悲剧!

这样一场荒唐的运动,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。当时许多知名的科学家也都被卷了进去。钱学森就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社论,热烈支持毛泽东的经济构想。他认为只要劳动人民努力耕作,亩产万斤粮食完全是有可能的。华罗庚、陈景润等人相继表态支持大跃进,可以想象当时整个社会的浮夸风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这些曾大力吹捧过老毛的科学家们,在文革中都被批判过!真是历史无情的嘲弄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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